與此同時,我也收到了另外三份沉甸甸的“禮物”。
是那三個被我丈夫救下的孩子的家長,輾轉通過陳總寄來的。
他們在信里,用最樸實、最真摯的語言,一遍又一遍地感謝我丈夫的救命之恩。
他們說,以后我們就是他們一輩子的親人,只要我們有任何需要,他們會傾盡所有。
信里還附了三個孩子親手畫的畫。
畫上,是一個高大的、看不清面容的叔叔,他的身后長出了一雙潔白的翅大膀,正在對著三個小小的孩子微笑。
社會的善意,像溫暖的潮水,從四面八方涌來,一點一點地沖刷著、治愈著我們母子倆心中那道深可見骨的創傷和陰霾。
案件開庭審理的那一天,因為涉及英烈,法院啟動了最高級別的公開審理,并進行了全程網絡直播。
法庭上,楊琳琳和周濤聘請的律師,試圖以“激情犯罪”、“初犯不懂法”、“只是開玩笑沒有主觀惡意”等理由為他們開脫。
楊琳琳和周濤也在法官面前痛哭流涕,表演著自己的懺悔。
但公訴人沒有給他們任何表演的機會。
他當庭播放了那段未經任何剪輯的、長達半個多小時的完整直播錄屏。
當楊琳琳那句尖酸刻薄的“工地上死的民工算個屁的英雄!不過是拿命換錢的蠢貨!”在肅靜的法庭里,通過音響清晰地響起時。
整個旁聽席上,爆發出了一陣壓抑不住的怒斥聲,法警不得不數次維持秩序。
我作為原告,在陳總的陪伴下,也出庭了。
我沒有哭,也沒有歇斯底里。
我只是穿著一身干凈的素色衣服,平靜地將那天發生的所有事實,不帶任何情緒地陳述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