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賦稅制度小考:
一、賦稅制度:兩稅法的框架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推行兩稅法,取代此前的租庸調制,核心內容為:
稅制簡化:合并租庸調及雜徭,分夏稅(六月)和秋稅(十一月)兩次征收。
計稅標準:按資產(戶等)和田畝征稅,不再以人丁為主。
貨幣化趨勢:部分稅收以錢幣繳納。
量出制入:朝廷根據財政支出確定總稅額,分攤至各州縣。
二、實際執行中的嚴重異化
唐末中央權威衰落,藩鎮割據,兩稅法在執行中完全背離初衷:
層層加征,稅外有稅:
地方藩鎮截留:本應上繳中央的稅收多被藩鎮扣留,朝廷財政困窘,轉而加重對控制區的盤剝。
苛捐雜稅泛濫:在正稅(兩稅)之外,官吏增設名目,如“羨余”(超額進奉)、“折估”(高價折算實物)、“加耗”(彌補損耗)等。例如:
江淮地區百姓需額外繳納“鼠雀耗”,每石糧加征二斗。
鹽、茶、酒等專賣制度被濫用,鹽價暴漲至成本數十倍。
稅基混亂,戶等不實:
富戶勾結官吏隱瞞田產,轉嫁負擔于貧民。
朝廷為增稅頻繁重定戶等,貧戶被迫承擔更高稅額。
貨幣貶值,折納盤剝:
官方將稅糧、絹帛折錢征收時,故意抬高折價(如市價一匹絹值800文,官府折算為3000文),變相加倍征稅。
農民為換錢納稅,被迫低價賣糧,遭遇商人壓價,陷入“賣青苗”(春荒時預賣未熟莊稼)的惡性循環。
三、百姓負擔:民不聊生的慘狀
賦稅占收入比畸高:
史載“十家之產,不足以充一夫之賦”(《舊唐書·李渤傳》),農民需繳納稅額常超實際收成半數以上。
翰林學士劉允章在《直諫書》中痛陳“國有九破,民有八苦”,其中“賦稅繁多”列為民困之首。
黃巢起義前,關東大旱,官吏仍“督賦甚急”,百姓“撤屋伐木,雇妻鬻子”以完稅(《資治通鑒》卷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