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兩天,像是在噩夢中踩著棉花,深一腳淺一腳,虛幻而煎熬。陳默幾乎不眠不休,像一具被上了發條的機器,麻木地處理著離校的一切。
畢業證和學位證,那兩張輕飄飄卻又重若千鈞的紙,成了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翻遍了所有口袋,清點了每一分硬幣,甚至翻出了那臺破電腦里幾乎所有的零件——它們或許還能值點錢,但短時間內根本找不到買家。最終,他顫抖著手,從趙教授那筆借款里剩下的、他原本打算作為最后生存保障的錢中,抽出了厚厚一沓,去財務處繳納了拖欠的住宿費。
拿到那張薄薄的收據時,他感覺自己的靈魂仿佛都被抽走了一部分。那筆錢,本可能是母親一個月的藥費,是家里拖欠債務的一部分,現在,只是為了換取他離開的“資格”。
他用剩下的最后一點錢,買了一個最便宜的二手手機卡,因為學校的號碼即將被注銷。然后,他開始瘋狂地在網上尋找最廉價的出租屋信息。
“城中村”、“床位”、“合租”、“押一付一”…這些關鍵詞像針一樣刺眼,但他別無選擇。他不敢告訴家里自己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所有的通訊,都只能暫時依靠這個新的、無人知曉的號碼。
離校的最后時刻終于到來。他扛著那個巨大的、塞滿了所有家當的編織袋,拖著那個輪子不太好使的破舊行李箱,像逃難一樣,在所有留校學生復雜目光的注視下,低著頭,匆匆逃離了那座生活了四年、卻最終未能給他一條出路的象牙塔。
公交車搖搖晃晃,駛離熟悉的大學城,窗外的景色逐漸變得凌亂、破敗。高樓大廈被低矮密集的“握手樓”取代,整潔的街道變成了坑洼不平、擠滿小販和電動車的狹窄巷弄。空氣也變得渾濁,彌漫著油煙、垃圾和某種潮濕霉變混合的氣味。
這就是城市光鮮表皮下的真實褶皺,是無數像他一樣的外來者最初落腳、掙扎求存的“第一站”。
根據網上查到的模糊地址和聯系電話,他在一片如同迷宮般的巷弄里輾轉了將近一個小時,才終于找到了那個貼在電線桿上的、歪歪扭扭寫著“有房出租”和電話號碼的紅紙。
電話打通,一個帶著濃重本地口音、語速極快的女人讓他等著。十幾分鐘后,一個穿著睡衣拖鞋、頭發卷著發卷、嘴里叼著煙的中年婦女趿拉著步子走來,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目光在他寒酸的行李上停留片刻,沒什么表情地說:“跟我來。”
她就是房東。她帶著陳默穿過一條僅容一人通過的、陰暗潮濕的窄巷,兩旁的樓房墻壁斑駁,裸露著各種電線和水管。炒菜的油煙從窗戶里直接排出,孩子的哭鬧聲、麻將的洗牌聲、夫妻的爭吵聲從不同的門洞里傳來,混雜成一片嗡嗡作響的、令人頭暈的市井交響樂。
最終,她們停在一棟六層高的舊樓前,墻皮大面積脫落,露出里面的紅磚。樓道狹窄陡峭,沒有燈,散發著濃重的尿騷味和垃圾的酸腐氣。
“在頂樓,便宜。”房東言簡意賅,率先往上爬。
陳默咬著牙,扛著沉重的行李,艱難地跟在后面。樓梯扶手積滿了油污,他不敢去扶。每層樓都對著好幾扇門,有些門口堆放著鞋架和垃圾袋。
爬到六樓,房東已經有些氣喘,她用鑰匙打開一扇銹跡斑斑的鐵門,又推開里面一扇木門。
一股難以形容的、混合著霉味、灰塵味、廉價消毒水味和陌生人體味的渾濁空氣撲面而來,嗆得陳默差點吐出來。
房間很小,不到十平米。原本可能是一個稍大的房間,被粗糙的石膏板隔成了三個小隔間。房東打開的是最里面的一間。
“就這間。一個月三百五,押一付一,水電網費均攤。最小,但也最便宜。”房東靠在門框上,吐著煙圈,語氣不容商量。
陳默的目光掃過這個他將要棲身的“窩”。
一張銹跡斑斑的鐵架床,占去了大半空間,上鋪堆著一些看不清是什么的雜物,下鋪鋪著一張發黃發黑、布滿可疑污漬的草席。一個歪歪斜斜的、桌腿用磚頭墊著的破桌子。墻上糊著發黃的舊報紙,很多地方已經受潮起泡、霉變,露出后面灰暗的墻體。一個小小的、布滿油污的窗戶,對著隔壁樓同樣臟污的墻壁,距離近得幾乎可以握手,光線極其昏暗,即使是在白天,房間里也如同黃昏。
隔板的厚度可想而知,隔壁哪怕輕微的咳嗽聲都能聽得一清二楚。他甚至能聽到隔壁有人在打呼嚕。
廁所和廚房是公用的,在走廊盡頭。他剛才路過時瞥了一眼,廁所的門關不嚴,地面永遠濕漉漉、滑膩膩,散發著一股惡臭。廚房的水池里堆滿了沒洗的碗筷,蟑螂明目張膽地爬過。
這就是他所能負擔的極限。這就是他踏入真正“社會”的第一個落腳點。
一股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挫敗感和屈辱感,像冰冷的潮水,瞬間將他淹沒。從窗明幾凈的大學宿舍、書香彌漫的圖書館,到眼前這個陰暗、骯臟、嘈雜的鴿子籠,這種落差巨大到近乎殘忍,幾乎要擊碎他最后一點心理防線。
他想掉頭就走,但他能去哪里?橋洞?公園長椅?他連三百五一個月的房租,都快要付不起了。
“要不要?不要還有人等著看。”房東不耐煩地催促道,煙灰彈落在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