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設立勸農司，分授永業田（第4頁）

唐末賦稅制度小考：

一、賦稅制度：兩稅法的框架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推行兩稅法，取代此前的租庸調制，核心內容為：

稅制簡化：合并租庸調及雜徭，分夏稅（六月）和秋稅（十一月）兩次征收。

計稅標準：按資產（戶等）和田畝征稅，不再以人丁為主。

貨幣化趨勢：部分稅收以錢幣繳納。

量出制入：朝廷根據財政支出確定總稅額，分攤至各州縣。

二、實際執行中的嚴重異化

唐末中央權威衰落，藩鎮割據，兩稅法在執行中完全背離初衷：

層層加征，稅外有稅：

地方藩鎮截留：本應上繳中央的稅收多被藩鎮扣留，朝廷財政困窘，轉而加重對控制區的盤剝。

苛捐雜稅泛濫：在正稅（兩稅）之外，官吏增設名目，如“羨余”（超額進奉）、“折估”（高價折算實物）、“加耗”（彌補損耗）等。例如：

江淮地區百姓需額外繳納“鼠雀耗”，每石糧加征二斗。

鹽、茶、酒等專賣制度被濫用，鹽價暴漲至成本數十倍。

稅基混亂，戶等不實：

富戶勾結官吏隱瞞田產，轉嫁負擔于貧民。

朝廷為增稅頻繁重定戶等，貧戶被迫承擔更高稅額。

貨幣貶值，折納盤剝：

官方將稅糧、絹帛折錢征收時，故意抬高折價（如市價一匹絹值800文，官府折算為3000文），變相加倍征稅。

農民為換錢納稅，被迫低價賣糧，遭遇商人壓價，陷入“賣青苗”（春荒時預賣未熟莊稼）的惡性循環。

三、百姓負擔：民不聊生的慘狀

賦稅占收入比畸高：

史載“十家之產，不足以充一夫之賦”（《舊唐書·李渤傳》），農民需繳納稅額常超實際收成半數以上。

翰林學士劉允章在《直諫書》中痛陳“國有九破，民有八苦”，其中“賦稅繁多”列為民困之首。

黃巢起義前，關東大旱，官吏仍“督賦甚急”，百姓“撤屋伐木，雇妻鬻子”以完稅（《資治通鑒》卷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