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的醫書最終賣了兩千七百塊。
她把錢往我手里一塞,自己連張零票都沒留。
我想把多出來的票子給她,可她卻強行塞回了我手里:
“窮家富路,都拿著,別舍不得!”
臨走那天,小姨背著半人高的布包來送我。
包里塞滿了曬干的柿餅、腌芥菜,還有六雙新納的布鞋,針腳密得能扎破手心。
她蹲在月臺邊,把鞋一雙雙往我行李里塞,白發都跑出了頭巾。
我抱著她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眼淚全滴在她補丁摞補丁的衣襟上。
小姨拍著我后背笑:“傻孩子,哭啥?到了那邊好好念書,缺啥就給小姨寫信,啊?”
“好!小姨,等著我,等我出息,一會兒回來給你長臉!”
小姨聞言破涕為笑:
“不求你有大出息,健健康康的,在外多照顧自己身體。”
“誒!念著了!”
大學四年,我沒敢忘小姨的話。
課堂筆記記滿了二十個本子,周末就趁著改革開放的小浪潮,蹲在夜市擺攤賣領帶。
賺到第一筆“巨款”時,我給小姨寄了三百塊,附言寫著“給弟弟們買新書包”。
她回信罵我“瞎花錢”,卻在附頁畫了個笑臉。
后來日子就像上了發條。
我跳級、考證,被教授破格招進研究院。
成立醫療公司那年,我把第一筆分紅換成了整箱的青霉素,托人捎回她的赤腳診所。
二十年間,當年的兩千七百塊早還了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