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孩子們,夜,已經深了,月亮也漸漸地乏力了,躲進薄薄的云彩里。蘇子蓮關上了房間的門,這間房子里,再也沒有了孩子們的吵鬧聲,更多的是安靜,如同蘇子蓮的內心一樣。她拿出男人寫給自己的一封信件,和那張在二戰區司令部照的戎裝相片,那是自己男人最威嚴的樣子,眉宇之中,透露出諸多儒雅。然而,今晚,蘇子蓮卻沒有反復閱讀男人寫給自己的信件,也沒有把男人的照片,放在自己的胸口,而是拿出了紙和筆,她要把自己遭受的苦難寫出來,她那秀美的筆跡,伴隨著她的心情,流淌著。
“尊敬的鳳岐書記:
這封信之所以寫給你,而沒有寫給有關單位,是因為我覺得,有關我和廷玉先生的遭遇,你是比較了解的,不需要再做過多的解釋,有關我從來沒有反映過的、新的情況,我也會說出在場的當事人的,沒有明確證據的東西,我是不會向你反映的。
首先,關于廷玉先生是個什么樣的人,你是清楚的,但,做為他的妻子,我更清楚。我總結廷玉先生的一生,總的說來是這樣的:
第一、廷玉先生是個斯文人,是我心中少有的斯文人,這也正是我沖棄舊觀念和他結合的原因。我從來都沒有后悔過,他的斯文,是骨子里的,為了他的斯文,他發起創辦了田縣完中,這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他為田縣教育留下了一筆遺產,是不可否認的。
第二、廷玉先生是個抗日功臣,他為抗戰中的二戰區情報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關于這一點,國民政府是這樣認為的,新中國成立后也是這樣認為的。我就不再贅述。
第三、廷玉先生是長期幫助共產黨、并不與之為敵的。在明知田縣共產黨組織及你們這些重要領導人的真實情況下,不去動你們,而又幫助你們解決了內部的一些糾紛,是有目共睹的。幫助我侄王滿順脫離險境,也是真誠的。所有這些,你們內部絕大多數人是可以證明的,也不再贅述。
第四、廷玉先生促進田縣和平解放,是真誠而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向貴黨及新政府交出了所有的一切,并無極個別人口中所說的貪腐,也是有賬可查的。僅僅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家所藏的金銀珠寶,是我四哥蘇子義的,這個,你本人和王來好是可以證明的。
第五、廷玉先生是個國民黨培訓過的特工人員,這個身份是肯定的。但他回田縣執政之后,即與軍統、政工系脫離開了聯系,雖然他們也想門與廷玉先生聯系,但被廷玉先生無聲地給拒絕了,他銷毀了電臺,遣散了所有被國民黨列為‘特務’的人員。關于這一點,廷玉先生內心里是欣慰的,他這個并不存在的‘特務組織’,沒有做任何對不起貴黨和人民的事,我想,這一點事實,貴黨是應該承認的。
第六、廷玉先生的死,是自殺,與其他人沒有關系,這或許是他一生的遺憾,他沒有勇氣站出來向貴黨說明一切,爭取貴黨的諒解,也或許是他這個斯文人能選擇的、唯一的死法,做為妻子,我理解他。
關于廷玉先生,我就說這么多,下面說說我個人的問題。
第一、我與廷玉先生的婚姻,是新思想影響下的自由戀愛,是我主動追求的先生,而非傳言所說的先奸后娶,這個,需要還先生一個清白。
第二、我在廷玉先生的家庭中,是盡到了一個妻子的本分的。我一生共為先生生育了三個兒女,皆已成人、成家;對于婆母,是盡到了應盡的孝心的,這個,我捫心無愧;對于先生原配王李氏留下的兒子王滿場及其媳李小娥,我是盡到了一個繼母應當盡到的一切義務的,這個,我同樣捫心無愧;對于達摩嶺寨上的鄉鄰,我盡到了一個鄉鄰應盡的義務,這一點,我也是捫心無愧的。
第三、關于我與日本人宮本先生的交往。他是一個侵略者,我對他們對我們國家的侵略永遠是恨的。但,做為個人之間,我尊重宮本先生,其原因有三:一是他親手救了羅子七的命;二是救了我本人的命;三是他在田縣期間,執行了較為溫和的侵略政策,戰后田縣經濟能夠快速恢復、發展,也得益于此,這個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關于傳說中的他與我之間的齷齪關系,我只能說,是誣陷。
第四、關于我對待幾個死者的做法,頗受外界爭議。即:把王萬里老先生、王義烈士埋葬在達摩嶺寨北的高岡上,我從來沒有后悔過;把當時被稱為叛軍的新四軍若干干部戰士埋葬在達摩嶺西岡,我從來沒有后悔過;把戰士小光山埋葬進王家祖墳并改名為王滿忠,我從來沒有后悔過。我個人認為,一個連給自己同志收尸的勇氣都沒有的部隊、戰士,不是一支好部隊,同樣不是一個好戰士。三小隊,就不是一支好部隊,更不是一群好戰士,他們到底做了些什么,恐怕鳳岐先生比我更清楚,我不想更改歷史,只希望汲取教訓。
第五、關于土改期間的一些事,我和廷玉先生主動申請要崗地、薄地,主動提出要辦平民教育,是發自內心的,這一點,不應該受到譴責。
第六、關于批斗中的一些事,對于一些過激的做法和大部分人,我都能原諒。但對我個人人身的侮辱,我還是要提供線索的,請鳳岐先生轉交公安、檢察機關落實。
事情發生在1968年10月1日,當晚,批斗會正常進行時,豐子澤命令田桂星、宋鄭馮二人,把我架出批斗現場,給我蒙上眼睛,押送到某處。田、宋二人,脫光了我的衣服,豐子澤對我實施了強暴行為,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當時,屋外還另有其人,此人,宋鄭馮和田桂星應當認識,因為我聽到他們喊他為‘秦書記’。
關于此事,是歷史的真實,我不怕什么公開調查,但我有一個請求,此事不要交給李大奎辦理,一是怕他性格不好,又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出來。二是我與他的親情關系,還是回避一下好,免得豐子澤等人認為,此調查是出于私憤。
鳳岐書記,歷史是公正的,新的時代已經開啟,需要對舊的時代進行一個歷史的判定,我希望,我個人及廷玉先生的事,也能給一個歷史的定性,不求處處滿意,但求無愧于歷史的良知!
此致
敬禮
寫信人:蘇子蓮
1978年9月17日(農歷中秋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