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 煙火人家（155）：蘇子蓮的信（第1頁）

送走孩子們，夜，已經深了，月亮也漸漸地乏力了，躲進薄薄的云彩里。蘇子蓮關上了房間的門，這間房子里，再也沒有了孩子們的吵鬧聲，更多的是安靜，如同蘇子蓮的內心一樣。她拿出男人寫給自己的一封信件，和那張在二戰區司令部照的戎裝相片，那是自己男人最威嚴的樣子，眉宇之中，透露出諸多儒雅。然而，今晚，蘇子蓮卻沒有反復閱讀男人寫給自己的信件，也沒有把男人的照片，放在自己的胸口，而是拿出了紙和筆，她要把自己遭受的苦難寫出來，她那秀美的筆跡，伴隨著她的心情，流淌著。

“尊敬的鳳岐書記：

這封信之所以寫給你，而沒有寫給有關單位，是因為我覺得，有關我和廷玉先生的遭遇，你是比較了解的，不需要再做過多的解釋，有關我從來沒有反映過的、新的情況，我也會說出在場的當事人的，沒有明確證據的東西，我是不會向你反映的。

首先，關于廷玉先生是個什么樣的人，你是清楚的，但，做為他的妻子，我更清楚。我總結廷玉先生的一生，總的說來是這樣的：

第一、廷玉先生是個斯文人，是我心中少有的斯文人，這也正是我沖棄舊觀念和他結合的原因。我從來都沒有后悔過，他的斯文，是骨子里的，為了他的斯文，他發起創辦了田縣完中，這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他為田縣教育留下了一筆遺產，是不可否認的。

第二、廷玉先生是個抗日功臣，他為抗戰中的二戰區情報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關于這一點，國民政府是這樣認為的，新中國成立后也是這樣認為的。我就不再贅述。

第三、廷玉先生是長期幫助共產黨、并不與之為敵的。在明知田縣共產黨組織及你們這些重要領導人的真實情況下，不去動你們，而又幫助你們解決了內部的一些糾紛，是有目共睹的。幫助我侄王滿順脫離險境，也是真誠的。所有這些，你們內部絕大多數人是可以證明的，也不再贅述。

第四、廷玉先生促進田縣和平解放，是真誠而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向貴黨及新政府交出了所有的一切，并無極個別人口中所說的貪腐，也是有賬可查的。僅僅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家所藏的金銀珠寶，是我四哥蘇子義的，這個，你本人和王來好是可以證明的。

第五、廷玉先生是個國民黨培訓過的特工人員，這個身份是肯定的。但他回田縣執政之后，即與軍統、政工系脫離開了聯系，雖然他們也想門與廷玉先生聯系，但被廷玉先生無聲地給拒絕了，他銷毀了電臺，遣散了所有被國民黨列為‘特務’的人員。關于這一點，廷玉先生內心里是欣慰的，他這個并不存在的‘特務組織’，沒有做任何對不起貴黨和人民的事，我想，這一點事實，貴黨是應該承認的。

第六、廷玉先生的死，是自殺，與其他人沒有關系，這或許是他一生的遺憾，他沒有勇氣站出來向貴黨說明一切，爭取貴黨的諒解，也或許是他這個斯文人能選擇的、唯一的死法，做為妻子，我理解他。

關于廷玉先生，我就說這么多，下面說說我個人的問題。

第一、我與廷玉先生的婚姻，是新思想影響下的自由戀愛，是我主動追求的先生，而非傳言所說的先奸后娶，這個，需要還先生一個清白。

第二、我在廷玉先生的家庭中，是盡到了一個妻子的本分的。我一生共為先生生育了三個兒女，皆已成人、成家；對于婆母，是盡到了應盡的孝心的，這個，我捫心無愧；對于先生原配王李氏留下的兒子王滿場及其媳李小娥，我是盡到了一個繼母應當盡到的一切義務的，這個，我同樣捫心無愧；對于達摩嶺寨上的鄉鄰，我盡到了一個鄉鄰應盡的義務，這一點，我也是捫心無愧的。

第三、關于我與日本人宮本先生的交往。他是一個侵略者，我對他們對我們國家的侵略永遠是恨的。但，做為個人之間，我尊重宮本先生，其原因有三：一是他親手救了羅子七的命；二是救了我本人的命；三是他在田縣期間，執行了較為溫和的侵略政策，戰后田縣經濟能夠快速恢復、發展，也得益于此，這個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關于傳說中的他與我之間的齷齪關系，我只能說，是誣陷。

第四、關于我對待幾個死者的做法，頗受外界爭議。即：把王萬里老先生、王義烈士埋葬在達摩嶺寨北的高岡上，我從來沒有后悔過；把當時被稱為叛軍的新四軍若干干部戰士埋葬在達摩嶺西岡，我從來沒有后悔過；把戰士小光山埋葬進王家祖墳并改名為王滿忠，我從來沒有后悔過。我個人認為，一個連給自己同志收尸的勇氣都沒有的部隊、戰士，不是一支好部隊，同樣不是一個好戰士。三小隊，就不是一支好部隊，更不是一群好戰士，他們到底做了些什么，恐怕鳳岐先生比我更清楚，我不想更改歷史，只希望汲取教訓。

第五、關于土改期間的一些事，我和廷玉先生主動申請要崗地、薄地，主動提出要辦平民教育，是發自內心的，這一點，不應該受到譴責。

第六、關于批斗中的一些事，對于一些過激的做法和大部分人，我都能原諒。但對我個人人身的侮辱，我還是要提供線索的，請鳳岐先生轉交公安、檢察機關落實。

事情發生在1968年10月1日，當晚，批斗會正常進行時，豐子澤命令田桂星、宋鄭馮二人，把我架出批斗現場，給我蒙上眼睛，押送到某處。田、宋二人，脫光了我的衣服，豐子澤對我實施了強暴行為，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當時，屋外還另有其人，此人，宋鄭馮和田桂星應當認識，因為我聽到他們喊他為‘秦書記’。

關于此事，是歷史的真實，我不怕什么公開調查，但我有一個請求，此事不要交給李大奎辦理，一是怕他性格不好，又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出來。二是我與他的親情關系，還是回避一下好，免得豐子澤等人認為，此調查是出于私憤。

鳳岐書記，歷史是公正的，新的時代已經開啟，需要對舊的時代進行一個歷史的判定，我希望，我個人及廷玉先生的事，也能給一個歷史的定性，不求處處滿意，但求無愧于歷史的良知!

此致

敬禮

寫信人：蘇子蓮

1978年9月17日(農歷中秋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