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達維亞總督府那令人窒息的氛圍中忐忑不安地度過了數周,范·德·桑德敏銳地察覺到,科恩總督雖然對他依舊冷淡,甚至帶著一絲難以化解的怨懟,但已開始默認為條約的既成事實。
總督府的書信官員們日夜忙碌,起草著發給阿姆斯特丹的初步報告,核算著第一批賠付白銀的籌集與裝船事宜,巴達維亞的港口也開始按照條約規定,重新調整前往大明進行貿易的船只指令和貨品清單。
然而,范·德·桑德深知,自己在這里如同一個多余的、甚至是不受歡迎的幽靈。科恩需要獨自面對內部的壓力,更需要一個“替罪羊”來分擔董事會的怒火,而自己繼續留下,只會讓局面更加尷尬和危險。
更重要的是,他懷揣著那份比性命還要珍貴的手稿,那份來自張德安的《東方見聞錄》。
它像一團火,在他胸中燃燒,催促他必須盡快將其帶回歐洲,公之于眾。
他找到了一個無可挑剔的理由,向科恩提出申請:“總督閣下,我認為,我有責任,也必須親自返回阿姆斯特丹,面向十七人董事會,詳細陳述我在明國首都的所見所聞,解釋條約簽署前后我們所面臨的、無法抗拒的嚴峻局勢。書面報告無法傳遞那種……那種令人絕望的壓迫感。唯有親口訴說,才能讓紳士們理解我們為何必須接受這些條款。”
科恩坐在他那張巨大的辦公桌后,目光深邃地打量著范·德·桑德,手指無意識地敲擊著桌面。
他清楚范·德·桑德的意圖,某種程度上,他也樂見其成。
讓這個親手簽署了恥辱條約的人去直面董事會的風暴,總比自己獨自承擔所有炮火要好。
他沉吟片刻,最終點了點頭,語氣淡漠:“你說得對,桑德先生。董事會確實需要一份詳盡的、第一手的報告。我批準你的請求。愿你一路順風,也希望你的口才能像你描述明朝巨人時那樣……富有說服力。”
天啟十六年夏季,南半球的信風開始轉向,范·德·桑德登上了返回荷蘭的東印度商船“飛翔號”。
這一次的航程,與來時的心境截然不同。不再是屈辱與恐懼交織的流放感,而是一種肩負著重大使命的、焦灼的期盼。
漫長的航程中,他幾乎將自己封閉在狹窄的艙室內,就著搖曳的鯨油燈光,反復研讀那本拉丁文手稿。每一次閱讀,都有新的發現和更深的震撼。
手稿中,張德安以驚人的細致和冷靜的筆觸,剖析了大明帝國的政治骨架:內閣如何運作,司禮監如何在皇權與文官系統間取得微妙的平衡,科舉制度如何高效地將全國的知識精英吸納進龐大的官僚機器。
農業部分記載的精耕細作技術、復雜的輪作制度和高效的肥料使用,其單位畝產足以讓歐洲任何一位農學家瞠目結舌。
手工業部分,不僅描述了瓷器和絲綢登峰造極的工藝,更提及了規模化、標準化的生產雛形。
軍事組織方面,從衛所制度到新軍的募兵、訓練、后勤體系,其嚴密性和科學性遠超歐洲此時的傭兵制度。
而最讓他心馳神搖又困惑不安的,是那些關于“格物致知”哲學思想的論述,以及對手稿中隱約提及的、關于一種全新“能量”(他理解為類似蒸汽,但又似乎有所不同)技術應用的模糊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