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北旺等人把渠鳳提出的條件列舉了出來,回到縣社辦公室去找賴夫之時,賴夫之卻不在。眾人猜疑,這個賴夫之是不是又躲避了,每當遇見棘手的事,他就會突然人間蒸發的。不過,賴夫之有賴夫之的解釋,他說自己這是拿時間換空間,這個空間是自己獨立、冷靜思考問題的空間,也是給對方冷靜下來的空間,更是冷淡問題、軟化問題、遲滯問題、解決問題的空間。
不過,這一次,賴夫之確實有事,而且是大事,作為田縣少有的經濟通,鄭冠旦還是請他到縣委招待所開會,研判一下王孬蛋事件的真正原因及問題解決的根本方案。別看是個沒有名目的小范圍座談會,可參加的人員卻是鄭冠旦一個一個把關后挑選出來的。這中間有:原中州市委人大副主任、曾任中共田縣縣委書記的蘇君成;原省政協常委、法工委主任,現為省法律研究協會常務理事,曾經在田縣擔任過政協主席、政法委書記多個職務的黃青良;原任中州市委副書記,曾任田縣縣委書記、縣人大主任的陳忠實;原任田縣政協常委的程丙勤、王瑞林;現任田縣政協副主席王滿倉、蘇君峰;阿鎮黨委書記吳大用;城關鎮黨委書記王全旺;田縣供銷社主任賴夫之,總計十人,加上鄭冠旦、蘇辰昌兩個,才不過十二人,足見此次會議的份量。甚至連田縣人大常委會主任閻海慶、田縣政協主席蕭大讓都沒有參加。
令賴夫之沒有想到的是,昨天還劍拔弩張的王全旺,根本沒有再提渠鳳的事。王滿倉還熱情地給他打了聲招呼,他覺得很詫異,可又想了想王長秋得意的神情,他知道,自己已經失敗了。打敗自己,根本不需要他們父子出馬,隨便一個馬仔,都能把自己打得鎩羽而歸。
會議沒有人主持,縣長蘇辰昌開門見山地匯報了田縣近期發生的王孬蛋事件及排查出的類似事件隱患,做了檢討,真誠地懇請各位老領導幫助田縣縣委、縣政府解決此類問題。
雖說大伙各抒己見,會議最終沒有個定論,但王滿倉又取得了一個完勝。蘇君成、陳忠實、黃青良聽了王滿倉的意見后,收回了自己的見解。賴夫之覺得,自己對于改革開放的認識,實在是太膚淺了些。
王滿倉說:“王孬蛋事件,在田縣這個經濟飛速發展的地區出現,是極度正常的一件事,因為我們的速度是放了衛星的。當然,這個“放了衛星”不是貶義詞,也不是褒義詞,他是一種實際,我們的Gdp增長速度超出了全省平均值的整整一倍,而且是十年如一日。
這樣的增長速度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們干勁大嗎?有,但不是主要的;是我們的智慧嗎?有,也不是主要的;是我們的政策比別人好嗎?有,但也不是主要的,是我們的管理水平高,減消耗、增效益了嗎?不是,我們的消耗和管理成本甚至高于其他縣市。
真正的原因,是我們吃了田縣!
一是吃了田縣山上的石頭,發展了建材業;
二是吃了田縣地下的煤炭、鋁石,發展了采礦、耐火材料等行業;
三是吃了田縣山上的樹木,發展了我們的造紙業。所有這些,說的是資源,而且多數是不可能再生的。
第四,我們吃了農民口中的糧食,我們田縣的農民,耕地產能是不高的,但卻承擔著相當高的賦稅。
第五,我們吃了城鎮居民的耕地,端了他們的飯碗,用低廉的地價換取了我們城市的飛速發展,換來了我們表面的經濟繁榮。這一點是王孬蛋事件產生的直接原因,如今的城市居民,國家沒有補助,他們又失去了土地,你讓他們如何生活?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做小生意的。從農民轉化為市民,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也是我們田縣大街上有跑豬的一個奇怪現象,可仔細想一想,又不奇怪了,他們從飯店、食堂里拉回去點泔水養豬,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啊。
第六,我們吃了巨額的金融資本、民間資本,形成龐大的、難以解決的債務,甚至是‘三角債’、‘四角債’。長期下去,照樣會拖垮企業的。
而解決這些問題,又不可能用人為地‘減速’的辦法,也就是‘踩剎車“的辦法來解決,要知道,市場經濟這個巨輪一旦轉動,便如同一只怪獸,不會以我們的美好愿望來行進的,更不可能在我們田縣一個區域之內搞‘減速’。因此,徹底解決類似王孬蛋的城市居民生活問題,解決金融及民間借貸問題,農民抗繳統籌提留等問題,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有一些提法,更可笑。
一是,有人提出,用繼續快速的發展解決城市居民的待遇問題。不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我們田縣經濟的增長仍然采用上述的辦法,只能把問題疊加起來,形成更大的問題。
二是,有人提出,把城市居民的問題交由所在地企業解決,我說這是渾蛋話,人家企業依法納稅了,憑什么要解決另外的問題,如果把這些問題全部砸在企業頭上,后果肯定是雞飛蛋打。
三是,有人提出,要依法清欠,這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能起到一定的效果,清,是可以的,也是必須的,否則企業無法前行了。但,死滯的、老化的資金一旦被核銷、被沖抵,田縣的經濟指標,今年會大幅度下降。這,恐怕就是政治問題了。
四是,有人提出,對于欠繳稅費的農民給予法律制裁,我個人是反對的,說句不好聽的話,我們田縣農民現在身上總背負的稅費總和,拋開政治,是不是比那個矮個子家伙主政田縣時的還要重?可以讓蘇書記、程主任核算一下,那個時候,蘇書記是隗鎮的鎮長,程主任在羅子七、鄭呂芝手下干過幾天稅警,都是親歷者。我大致算過一筆賬,我們的畝產量收入是當時的二到三倍,而稅費卻是當時的三到五倍。要知道,我們的人口也同時增長了整整三倍,當時我們整個田縣總人口是二十五萬多一點,現在是七十八萬,而土地不僅僅沒有增加一分,而且耕地卻減少了不少,這樣的話,無論是‘攤糧入畝’,還是‘攤糧入丁’,我們老百姓所承擔的,已經到了極限。”
更讓人驚訝的是,以往侃侃而談、信誓旦旦的王滿倉這一次卻沒有拿出意見,少有地說了一句:“面對如此復雜之局面,本人江郎才盡,然而,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