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僧人脫離生產、消耗社會財富、影響國家賦稅和徭役的強烈不滿。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發動第二次滅佛(公元574年)時,理由同樣直指經濟:“求兵于僧眾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國治不在浮屠”。
托缽行走的身影,在儒家“不耕者不得食”的倫理審視下,竟成了動搖國本的游影。
佛教面臨的,是一場關乎存亡續絕的嚴峻危機。
僧人的吃飯問題,這個看似基本卻關乎生存根基的課題,已尖銳地擺在眼前。
若不能適應這片土地的經濟形態與文化心理,佛教這株大樹,恐有被連根拔起之虞。
在那風雨如晦的歲月里,釋迦法脈,幾度命若懸絲。
在烈焰邊緣飄搖,幾近窒息湮滅于歷史烽煙之下。
生存的危機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于頭頂——神圣的信仰不能僅存在于云端,僧侶亦需與大地建立真實而堅韌的聯系。
正是在這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禪宗四祖道信大師(公元580-651年)以其非凡的智慧與魄力,為困境中的中國佛教開辟了一條嶄新的生路。
他敏銳地洞察到,要化解佛教的生存危機,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僧團的經濟基礎。
道信大師做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決定:他率領僧眾在蘄州黃梅雙峰山定居下來,開墾荒地,躬耕自食。
這一舉措,絕非僅僅為了解決饑腸轆轆的權宜之計。
道信大師從佛法精義的高度,對勞動進行了革命性的闡釋。
他提出,“作”本身就是“坐”禪最根本的“報障”,更是修行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將農業勞作與禪修實踐完美地融為一體,創造性地提出了“坐作并重”的理念。
《傳法寶紀》記載其訓導:“努力勤坐,坐為根本。能坐年,得一口食塞饑瘡,即閉門坐。”
這看似強調“坐”,實則已將“作”即勞作以換取食物,視為“坐”禪得以持續、得以深入的前提和基礎。
在道信看來,只有通過踏實的勞動解決了生存之憂,僧人才有可能真正“閉門”安心于禪坐。
道信將汗水浸透的勞作升華為修行本身。
為禪宗找到了深植于華夏農耕文明的堅實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