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他只是個普通的失敗者,一個連拳頭都握不緊的病人。
在診斷書下來前,那些懲罰不過是無力的巴掌和氣喘吁吁的呵斥,連我都能聞到他身上日漸濃重的藥味和恐懼。
后來他躺在病床上時間越來越長,輸液袋的影子投在天花板上,像某種倒計時的鐘。
就是那時他開始收集那些二手電子零件,用顫抖的手指組裝這套"教育系統"。
第一次給我戴上頭顯時,他的手在出汗,呼吸機面罩蒙著霧氣,可我分明看見他眼中閃著病態的光——他終于找到了一個不必耗費體力的暴力方式。
那時的懲罰還很生澀,電流時強時弱,就像他那具破損的軀體一樣不可靠。
但隨著咳血的次數越來越多,他的技術卻越來越精進。
他開始研究哪些神經束能模擬最精準的疼痛,把電影片段剪得愈發"精彩"。
我終于明白,這不是為了教育我。
每當夜深人靜,我能聽見他在隔壁房間重播那些懲罰片段的聲音,夾雜著虛弱的笑聲和咳喘。
他反復觀看的哪里是我的反應,分明是在確認自己尚未完全喪失掌控的證明——就像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最諷刺的是,隨著他生命的消逝,這套系統反而愈發完美。
最后他甚至不需要在場,只需設置好程序,就能讓我在精心設計的痛苦中掙扎。
這具連翻身都需要幫助的軀體,卻能在虛擬世界里對我施加他想都不敢想的暴力。
現在想來,那些懲罰其實都映照著他的絕望。
每一次電擊,每一段剪輯,都是對死亡的拙劣反抗。
他用科技延展自己萎縮的手臂,在虛擬空間里完成現實中再也做不到的傷害。
多么可悲,一個將死之人最后的創作,竟是兒子的痛苦記憶庫。
在那些永無止境的電擊與影像中,我逐漸領悟了一個真理:痛苦是最完美的藝術指導。
父親以為他在塑造一個聽話的兒子,卻不知他正在培養一個最危險的導演。
當電流穿過脊椎時,我學會了如何讓演員臣服;當虛假的血腥味在舌根蔓延時,我理解了怎樣調動最真實的恐懼。
每一幀強加給我的痛苦畫面,都在我的腦中重新剪輯、重組,變成我獨有的電影語言。
我開始在懲罰的間隙偷偷記錄父親的剪輯手法。
他那些粗糙的剪輯片段,在我的腦海中不斷進化,最終超越了原生素材的局限。
某天深夜,當我第一千零一次經歷《發條橙》的改造戲碼時,一個瘋狂的頓悟如閃電般劈開我的意識:我們都搞錯了。父親不是導演,他只是個蹩腳的放映員;而我也不是演員,我才是真正的創作者!
他的系統給予我的不是痛苦,而是無與倫比的片場經驗——我的每一條痛覺神經都是最好的場記,每一寸飽受摧殘的皮肉都是最忠實的群演。
自此之后,懲罰變成了我的電影學院。